社交隔離　性暴力受害者被迫與施暴者長期共處

當留家抗疫成為日常，性暴力受害人在「安樂窩」裏卻可能飽受煎熬。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性暴力危機中心「風雨蘭」熱線，自疫情爆發後接到的求助數字增加三成，中心主任、註冊社工伍頴琳指，大部分求助個案的事發日子並非集中在2、3月，更多是因為社交隔離與日常服務停擺下，昔日創傷沿思緒空隙突襲，把受害人拉進情緒黑洞，「有人打嚟話，你無辦法唔去處理，因為冇得將啲嘢放埋一邊」。

伍頴琳表示，求助個案中有受害人被迫與昔日施暴者「困獸鬥」，勾起久違的恐懼；有人生活不再忙碌，兒時創傷在獨處時flashback（閃回）佔據思緒；甚至有受害人的官司因法院停擺而延期，本以為可了斷的心結，卻又被迫懸而未決，「情緒唔係我哋社會成日會講嘅部分，經常會被忽略，但其實好重要」。中心曾接獲性暴力受害人求助，談的是遠在20多年前發生的事件。

屋企唔係安全嘅地方

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近4個月，「家」被視為最安全的處所，但對性暴力受害者而言卻未必適用。社工伍頴琳解釋：「我哋成日話屋企安全呀，唔好周圍走，但對佢哋嚟講，屋企就唔係安全嘅地方。」因有些受害人是在家中被性侵，而施暴者就是其家人，受害人因疫情而增加留家時間，姑勿論是否有再發生新的侵犯事件，只要與施暴者長時間共對，已大大增加受害人的心理壓力與憂心，「平時可能返屋企就入房，𠵱家全日都會對住，佢會好擔心同trigger（觸發）好多情緒」。

伍頴琳表示，如性暴力事件發生在童年，長時間共處亦可能令受害人閃回事發畫面；若施暴者行為持續至今，即使有其他家人在家，受害人仍會憂慮悲劇會否重臨。當人人都「家」是抗疫的避難所，但對部分性暴力受害人而言，「家」卻是個可怕的囚牢。

法院停擺　官司延期添壓力

性暴力受害人除了要面對情緒突襲外，性騷擾投訴及官司的進展亦因疫情而延誤。有些官司原本已排期上庭，卻因法院停擺而延遲，伍頴琳指，由事發、求助、報案、調查至上庭需時經年，害人原以為心結快將了斷，一切卻又被迫暫緩，對他們而言會有未完的心理壓力。亦有女士遭同事職場性騷擾，於疫情前已向公司投訴，惟現時調查暫緩，事主更擔心市道轉差，公司會否藉疫情令投訴不了了之，甚至藉機把她辭退。

疫情除令性暴力受害人情緒波動，更會影響她們的療癒之路。性暴力危機中心風雨蘭在疫情下仍維持正常的輔導服務，但有受害人卻因應疫情而害怕出門，輔導員只能透過電話輔導求助者。不過，伍頴琳坦言，社工難以透過電話作出in-depth counselling（深入輔導），尤其性暴力受害人正談及最私密的創傷。即使視像會議能實時看到雙方容貌，但距離仍會阻礙溝通，「有時傾到好傷痛嘅部分，我個人就喺你身邊，同你坐喺屋企對住個mon，嗰種感覺好唔同」。

社工只好調節與求助人的輔導內容，例如減少於電話及視像會議觸及性暴力發生的事，改為分享情緒教育及運作。伍頴琳指，「情緒唔係我哋社會成日會講嘅部分，經常被忽略，但其實好重要」，她鼓勵求助人多抒發情緒，而非壓抑。

「積極旁觀者」一詞看似矛盾，既然是旁觀者，又如何積極呢？根據劍橋大學對於防止騷擾及不當性行為的指引，旁觀者可分為兩類。「積極旁觀者」是指雖然是旁觀者，但在發現不當行為或目擊事發經過時，會主動介入或採取行動試圖阻止，而對不當行為的發生視而不見或袖手旁觀的則是「被動旁觀者」（passive bystander） 。 

根據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風雨蘭的數據顯示，本港每七位女性中便有一位曾經歷性暴力的傷害。而平機會的調查亦發現，四分一大學生曾遭性騷擾。風雨蘭的數據同時顯示，旁觀者的介入可減少性暴力事件達44%。 

「積極旁觀者」這概念在香港社會仍未被廣泛認識及討論，但本港曾經受性騷擾的女性比率比我們想像中高，只是每十位受害者中，有九位選擇沉默。婦女基金會希望在預防性騷擾的教育及宣傳工作中，加入「積極旁觀者」的概念，讓更多人明白創造一個安全的環境是每個人的責任，為受害人挺身而出，作出適當而安全的介入，從而阻止性騷擾或不當性行為的發生。